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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规制主要是通过有关规则、政策等直接作用于规制对象，规范和引导其行为。

积极的方面是从正面列举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应当具备的年龄、文化、身体、品行、技能等条件。例如，私人执行者与公安机关之间因为委托合同而产生的争议或因政府的财政扶持不到位而引发的争议，属于典型的行政争议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正是基于对辅助警察队伍素质的重视，公安部一直强调要严把进人关。由于准入监督在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监督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因此应当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及时将准入监督的内容记载下来，确保以正当法律程序推进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改革。以我国当下较为混乱的民间力量参与道路清障施救任务执行为例，针对收费不合理、行业标准模糊、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了积极的探索。[31]参见徐曼丽：《湖南邵东县让保安公司承包社会治安引发争议》，《今日早报》2010年9月18日。[11]瑡参见林金荣：《委托私人行使公权力之理论与实际》，《法令月刊》1989年第5期。

[27]在这方面，我国台湾地区按门类分别立法的做法值得祖国大陆借鉴。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36条规定：为保障在船人员和船舶的安全，船长有权对在船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采取禁闭或者其他必要措施，并防止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可见，作为私人的船长根据法律的直接授权同样可以行使警察权。转引自王利明、李时荣：《全民所有制企业国家所有权问题的探讨》，载佟柔主编：《论国家所有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2页。

[12] [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下），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663页。因此，在西方国家一般没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的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说法。比如：有学者认为，对于国有制来说，根本而言则需要打破国家所有制或所有权内部铁板一块的认识和做法，建立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的国家所有制。[20] 参见[苏]A．B．维涅吉克托夫：《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苏联法律出版社1948年俄文版，第21页。

[64]有学者认为，国家所有权是一个虚幻的命题，应当把国家所有权分解为各级政府所有权，即各级公法人所有的形式。因此，采纳法人所有权既克服了公民个人所有权无法涵盖财产发展趋势的不足，也克服了国有财产产权主体抽象性缺陷。

为此，有些学者大胆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而且渐成学界热点问题。在国外，社会团体一般都是纯粹民间机构。[⑥] 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他在《资本论》第二十四章中提到，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但法人所有权的财产本身愈来愈体现社会化，而这恰是传统私人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所难以达到的，既克服了私人所有权过度私益化不足，也克服了国家所有权主体抽象暨政府失灵之不足，同时又能达至以弥补私人所有权不足为己任的国家所有权所期望达到而其本身又无法达到的目标，即既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又能较好地实现社会化大生产暨社会整体利益。[53]我国也有学者认为，人民并不是一个法律范畴，不是法律上的主体，即使全体人民作为所有权主体，也无法落实所有权的权能行使。比如：美国分为联邦、州和市镇所有财产。承认政府等公法人所有权，是否会动摇我国目前所确定的国家所有权或与之发生冲突呢？笔者以为，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也普遍认同此观点。从机关法人所有权来看，虽然机关法人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从国家机关职能分工和有效管理财产来看，理应由政府管理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内的所有财产。

由于国家或全民的抽象性，无法满足人性私欲和所有权主体明晰的要求，这就不难理解无论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概念还是英美法系的财产权概念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私有财产的解读，所有权概念产生之日起就是私人所有权的内涵，私有财产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埃及方面请求埃及法院将我国某远洋运输公司的巨型集装箱货轮扣押。

[59] 参见谢次昌：《国家所有权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第36页等。[77]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51]这种理论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学者认为，国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权，不能成为所有权的主体，应改为人民所有权比较适宜。[55]笔者不予认同，其理由在于：西方国家的全民所有仅是价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语，其实国家所有权主体最终都落实到具体的政府，即政府所有权或公法人所有权（本文其后将论及）。再以事业单位为例，某高校对其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它的投资主体是某省政府，并授权省财政厅行使出资人职能，省教育厅仅是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56] 程淑娟：《确信与限制----国家所有权主体的法哲学思考》，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5期，第39页。

这就不难理解无论是前南斯拉夫历史上的社会所有制改革还是中国历史上的承包制、租赁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政企分开等改革为何难以根本解决国企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保留国家所有权概念的话，狭义上的国家所有权仅指中央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广义上的国家所有权则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法人所有权。

至于非法人组织的财产问题，则属于投资者个人所有，无论公民个人单独所有还是共有。也有学者认为，公法法人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理论只适用于联邦制国家，其各级政府机关享有国家财产所有权，是以这些国家的地方政府相对独立为前提的。

[24]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确立法人所有权既非否定国家所有权，也非否定私人所有权，仅是不同层次的表述而已。

即使问责，往往党的纪委以党纪要求首先领衔主导，姑且不论影响到问责成效，而且还容易陷入国有财产即党产之嫌疑。因此，将国家所有权主体分解到主人角色的各级政府身上既符合法理逻辑，也是还原政府的事实占有的真相。但国家说依然摆脱不了国家的抽象性问题（前文已涉及国家所有权异化）。[85]这种分类借鉴了国外做法，但又未彻底打破国内传统分类，导致彼此交叉与模糊。

在我国，长期以来，关于法人是否享有所有权一直存有争议。良好制度的构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即便国有财产，也是尽量避免抽象化的国家或全民概念，而以具体的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形式出现，以吻合人性私欲以及所有权主体明晰的本性。从我国实践来看，虽然中国大陆目前并没有采纳分别所有观点，但在我国解放前有分别所有的实践做法。

[⑨] [英]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又译为《英国法律评论》）（第一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159页。郭广辉、王利军：《我国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与重构》，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32-272页等。

即使保留国家所有权，也仅指中央政府所有权。[88] 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国家所有权是指国家对国有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它是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其结果是，对于政府等公法人单位仍然背负着无限连带责任。

因此，人民或全民不宜作为国家所有权主体，但人民所有或全民所有作为价值理念的政治宣示语可以，但在所有权主体制度构建则不宜采用。[34] 参见王军：《国企改革与国家所有权神话》，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3期，第361-369页。

若此，也就充分实现了马克思所谓的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⑧]布莱克斯通认为，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是如此严密，以至于不能允许对私有财产权的哪怕是最轻微的侵犯，甚至哪怕这种侵犯是出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考虑。

至于涉及国有财产问题，则具体为政府所有或公法人所有概念，常是一国主权问题。许多学者在分析分别所有（或分级所有）时，并没有涉及国家所有权主体，到底是国家、国家和地方还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等，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